新书推荐 |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引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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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 著，娄林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本书为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简  介

施特劳斯极少开设大型的讲授课程（Large lecture courses)。他几乎只上研究生的讨论课，潜心研读具体哲人的作品。但是，1965年冬季学期，施特劳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引论”课，1-9讲是对现代政治学的批判，10-16讲则是以《政治学》作为进入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引导。本卷讲稿只包括原课程的后半部分，这部分内容疏解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文书名定为《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Leo Strauss （1899-1973）

书  摘

我们缺乏更高的担当、更迫切的责任，我们只能提醒自己和我们的学生，要留意政治的卓越、人的卓越和人类卓越所攀越的高峰。既然我们应该锻炼自己和其他人去发现诸种事物之所是，那么，这首先就意味着探究它们的伟大与不幸。

——施特劳斯

译者前言

施特劳斯以其政治哲学研究而闻名，所誉所谤皆系于此。习惯上，他的政治哲学有两种说法，或谓“古典政治哲学”，或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二者似乎是相同的，阿奎那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当然属于古典政治哲学的范畴，但我们终究不能说它们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关于前者，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有一个近乎定义的说法，古典政治哲人所持有的自然正当说，是“由苏格拉底始创，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廊下派和基督教思想家（尤其是阿奎那）所发展的那种特定的自然正当论”。[1] 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为古典，关键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持有某种接近的自然正当论。基于这种自然正当，古典政治哲学才能以关于最佳政制的认识对现实政治进行判断和引导，也就是说，政治事务的真正标准是绝对的、自然的善的秩序。古典政治哲人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是与政治息息相关，而非客观的、中立的知识或者哲学，其次，古典政治哲学的引导并不是哲学教育，而是在政治体中推荐符合善的秩序的美德教育。但是，既然称之为“哲学”，它就必然探究“什么是”的问题，而“什么是美德”这样的问题，必将最终指向超越政治的哲人生活。如何在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的张力中维持政治的德性并延续哲学，这就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关键。[2] 而柏拉图则是理解这一点最为深邃的哲人，因此“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典范。

可是，在建议如何着手进入古典政治哲学时，施特劳斯却又常常建议我们，不妨以亚里士多德作为开始——而不是以他的典范柏拉图开始。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经历似乎也符合这个矛盾的情形。1950年代，施特劳斯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前十年里，授课文本除了尼采等现代哲人，古典文本几乎只讲授柏拉图，似乎这个典范引导着他对早期学生的教育。但到了1960年代，施特劳斯授课内容中亚里士多德的分量突然猛增。[3] 依旧令我们甚感意外的是，他虽然以各种方式谈到亚里士多德，但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论著中，除了《城邦与人》第一章，几乎没有任何一篇论文和论著以亚里士多德或其作品为主题。就施特劳斯的作品而言，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不但难以匹敌柏拉图，跟色诺芬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施特劳斯的授课目录里，在他的讲座劝诫里，亚里士多德似乎又具有某种柏拉图和色诺芬所不具备的特质。

施特劳斯本人曾就此给出一个简明的说法： 

我们时代的危机溯源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摆脱困扰我们的智识难题的方法，就是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4]

施特劳斯的意思不难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终结了古典政治哲学塑造的古典世界，这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既然知道病根自然就需要根治，施特劳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最开始的药——1960年，施特劳斯第一次讲授亚里士多德，就是《政治学》。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可以成为现代读者进入古典政治哲学的入门，以疗救现代之病？在我们现在翻译的这部《政治学》讲课稿里，施特劳斯断然拒绝了柏拉图，并给出了一个基于文学形态的表面理由： 

为了理解古典政治哲学，或者为了正确地研究古典政治哲学，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研究始于何处。我的答案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是始于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著作都是对话作品——尤其《王制》，当然其他作品也是，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是论述文体（treatise）。（第十讲）

对话作为一种文体，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存在形态，但这恰恰不可以作为开始，反而亚里士多德以“论文”作为体裁的《政治学》。为什么？因为柏拉图对话导致一个难题：我们难以判断什么是柏拉图真正的看法，或者说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才能切入柏拉图的看法。这似乎意味着从亚里士多德入手省却了这样的麻烦——但或许也减低了智识的某种难度。难道论述的文体就意味着更加直接简单的理解吗？恐怕也未必。我们不妨从施特劳斯这里的理由略作推论。

为什么论文体特别适合现代的读者？施特劳斯在解读马基雅维利时常常说，让我们回到事物的表面。这其实是苏格拉底时常采用的方法，从交谈双方的某种共识重新开始。这意味着论文是现代读者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某种难得的共识。“论文”成为一种思想的载体，而不是诗歌、戏剧或者对话，既是一个古代现象，也是一个现代现象。论述文体，或者散文体在古希腊是一个后起的文学现象，早期哲人（帕默尼德、克塞诺芬尼等）都使用诗歌，直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散文成为哲学的常见载体，而亚里士多德是其高峰。[5] 但即便如此，诗歌或者对话并未被排除在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体裁之外。可是，发端于1930年代的“新政治科学”是以逻辑形式作为表达的基本要求，这就必然意味着论文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哲学表达形式。[6]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现代的政治哲学读者来说，首先不存在阅读上的敌意。而以亚里士多德开始，最重要的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对比现代政治哲学。这是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危机》和《古今自由主义》中的《跋语》这两篇文章中所作的重要事情：比如《跋语》一文，对二者作了五种丰富的对比。正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眼光，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开始呈现，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徐徐敞露。

除了论文这种表达方式，在讲课过程中，施特劳斯似乎于无意当中提到，亚里士多德还与现代政治哲学共享一个类似的主张。在讨论卷四1288b10-1289a5处，施特劳斯说： 

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主张是，如果政治科学是研究诸种政制，那么，他就是这种科学的奠基人……因为在他之前的人或者只关注最佳政制，比如柏拉图，或者倾心于某个具体政制，比如斯巴达政制，并盛赞斯巴达人。但是，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的进路包括一切政制——至少原则上如此；没有任何人如此尝试——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人。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观念与当下流行的政治科学观念是一致的。必然不会遗漏任何一种政治或者社会组织；有些可能极其重要，但在原则上，它们都在政治科学的视域之内。

施特劳斯说，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方法同现代政治哲学（科学）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不仅仅关注最佳政制，他还有科学研究的热情和严肃，甚至持有某种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必须研究所有可能的政制。当然，在前面提到的《跋语》中，施特劳斯首先强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是一回事，而现代政治哲学则日渐衰退为政治科学。但我们多少会有一点疑问：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政治哲学对这两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共识”，是不是意味着，他要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产生担负某些责任呢？

再回到作为开端的亚里士多德，这个开端为什么是《政治学》，而不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不是《修辞学》，甚至不是更加具有哲学论文性质的《论灵魂》呢？施特劳斯似乎没有提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政治学》的确切主题用希腊语来说是politeia，这是一个从城邦派生出来的字眼。这个词通常被译成英文的“宪法”（constitution）。不过这多少让人误解……我们通常指大地之法、大地之根本大法。（《政治哲学的危机》，前揭，359）

《政治哲学的危机》中这段话表明《政治学》的主题是政制。施特劳斯在这次讲稿中屡次表明的，正是《政治学》以政制作为思考的核心。这尤其关系到施特劳斯对《政治学》第三卷和全书的解读：“politeia的问题，各种不同的政制，而不是作为城邦的城邦，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的主题。要点如下：政治的问题不在于城邦。从政治角度来说，人们不会关注，他们是否应该生活在政治社会里，是否拥有政府，他们关注的是，生活在什么类型的社会里，拥有什么类型的政府”（英文版，页36）。而这一点恰恰是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科学之后不再熟悉的问题，或者故意遗忘的问题。

关于施特劳斯本次《政治学》课程的讲课过程，以及讲课稿的主要内容，编者扎科特在其导言中已有详细说明，译者就不再画蛇添足，而只就施特劳斯何以视亚里士多德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入门略呈己意，就教于方家。

Catherine Zuckert

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译文，施特劳斯的课程以巴克译本为课堂读本，但他在阅读文本时，常常根据己意，更改甚至完全不采用巴克的译文，扎科特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增加了详细的注释——虽然在译者看来，有些注释过于琐碎，但有心的读者或许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思考的痕迹，故而予以保留。

2018年6月2日于北京

译者简介

娄林，安徽滁州人，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讲师，《经典与解释》辑刊主编。出版专著《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翻译《尼采的教诲》、《幽暗的诱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等，发表论文多篇。

注释 

[1]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页121。

[2] 《论古典政治哲学》，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又收于潘戈主编，《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3] 参叶然编，《施特劳斯年谱》和《施特劳斯文献分类编年》，收于《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主题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4]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译，收于刘小枫主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页351。

[5] 参C. Osborne，“Was Verse the Default Form for Presocratic Philosophy?”In C. Atherton ed. Form and Content in Didactic Poetry，Bari: Levante Editori，1997，页23-35。

[6] 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页209-211。

（编辑：果老）

延伸阅读

《施特劳斯讲学录》目录

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何博超译）

女人、阉奴与政制：《波斯人信札》讲疏（黄 涛译）

德性与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讲疏（黄 涛译）

哲人的道德与自然：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曹 聪译）

修辞、政治与哲学：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李致远译）

西塞罗的政治哲学（于 璐译）

古典政治哲学引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1965年）（娄 林译）

尼采的政治哲学（马 勇译）

色诺芬讲稿（高挪英译）

卢梭《爱弥儿》讲疏（曹 聪译）

1967年尼采讲稿（李向利译）

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李世祥译）

政治科学的起源（胡 镓译）

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57年）（李致远译）

柏拉图《王制》讲疏（张文涛译）

柏拉图《美诺》讲疏（叶 然译）

柏拉图《申辩》、《克力同》讲疏（罗晓颖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黄 涛译）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讲疏（冯 庆译）

论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张云雷译）

霍布斯讲疏（戴晓光译）

洛克讲疏（赵雪纲译）

维柯讲疏（戴晓光译）

康德讲疏（蒋明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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